唯爾嘉影訊

中年朋克的魔幻漂流

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:北方公園NorthPark(ID:northpark2018),采訪:熊韌凱、老月亮,作者:老月亮,頭圖:Photo by REVOLT on Unsplash


為了避開警察,梅二一行人選擇凌晨出發,到達哈瓦那的海邊時,太陽正在緩緩升起。


幾個沒有穿上衣的男子撕開包裝,把安全套湊到嘴邊,腮幫子漲得鼓鼓的,努力將其吹到最大——六個剛剛好,系在魚鉤上,順著洋流,可以把魚線帶到足夠遠的地方。


溫柔的朝陽下,漁夫們一言不發,看著安全套在藍色的海洋中慢慢變小,梅二感慨道:


“這不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嗎?”



那是2015年,梅二已年近不惑,他在現已解散的樂隊“頂樓的馬戲團”做了15年的貝斯手,自稱“上海搖滾老卵”。


他和樂評人張曉舟從中國漂洋過海去古巴,本來是要為兩位民謠歌手拍攝旅游紀錄片,陰差陽錯下,竟然變成了一場尋找古巴朋克樂隊的魔幻之旅。


而那群用安全套釣魚的人里,就有梅二要尋找的朋克樂手。


朗姆酒、雪茄、卡斯特羅、切·格瓦拉、配給制、汽油味兒、高昂網費……古巴是一個很難用七十年代中國或者朝鮮一言蔽之的社會主義國家。


在這個人人勞動、家家靠著糧本定額領取小面包、買個打火機都得去黑市的地方,因為鄰近美國,搖滾樂已經通過“敵臺”悄然入侵了60來年,“古巴的音樂從來就沒落后于我們。”梅二說。



與古巴朋克第一次會晤后的三年里,梅二幫他們出過專輯、籌過款。去年底,為了拍出一部完整的紀錄片,他帶著朋克大哥“生命之餅”的主唱吳維、朋克導演阿木爾等人,飛了20多個小時,再一次去到了古巴。


我們找到了返回的阿木爾和梅二,跟他們聊了聊中國朋克的兄弟們。


一、人民不需要切·格瓦拉


梅二的胸口有一個握緊的拳頭和破舊的紅五星,左胳膊上是切·格瓦拉的頭像。


那是還沒有“頂馬”的時候,梅二剛踏入社會,在廣告公司上班,大學的樂隊解散了,他白天上班,晚上喝一夜的劣質白酒。


在看了張廣天導演的話劇《切·格瓦拉》后,他不明白身邊坐的年輕人為什么這么傻逼,對著一個紅色革命家流眼淚。出于好奇,梅二開始閱讀切·格瓦拉的傳記,由此竟然成為了一個左派青年。


在媒體“騷客文藝”里,梅二寫道:


“革命和左派成了我和世界對抗的一個出口。我還幻想過有一天我去了古巴,當我露出我格瓦拉紋身的時候,那里的人民露出欣慰的眼神并請我一起喝酒。甚至我還幻想過去尼泊爾參加當時的毛派游擊隊,解放加德滿都,成為文化部長,回訪中國。”


十五年后,當梅二為了看一場古巴朋克的演出,真的去到切·格瓦拉在圣克拉拉的紀念館時,他沒有像當年想象的那樣頂禮膜拜、熱淚盈眶,還放了一個極臭的屁,轟動了同游的朋克哥們兒:我們在格瓦拉紀念館遭受了生化武器的襲擊!



古巴年輕人并沒有相似的、為切·格瓦拉瘋狂的青春,即使圣克拉拉樹立著格瓦拉的雕像,到處都貼滿與梅二胳膊上的同款頭像,提起格瓦拉時,他們只表達了尊重,說:“他是一個好人。”


而對于梅二自己來說,他早已了解了英勇光環背后的殘酷,也親眼看到革命之后,赤裸裸的古巴人民生活。


“破敗”,這是梅二對古巴最深刻的印象,年久失修的建筑、隨便一拉把手就會掉下來的出租車門……一切都是破破爛爛的。



他在采訪中又一次提到了此前寫過幾遍的龍蝦,“那條龍蝦與世長辭很久了”,從海邊被打撈上來之后,龍蝦不會立刻被送入嘴中,它還要坐著運輸車,在政府的倉庫里等待被分發,被端上國營餐館的餐桌時,龍蝦已經度過好幾個忌日了。


在古巴,不光是食物,所有的物資都被嚴格管控著,用安全套釣上來的魚只能偷偷送到黑市上去賣,每個人都必須勞動,而工資則被牢牢固定著,一個普通古巴人想要買一雙鞋,得攢一年的工錢。


也不是沒有高樓大廈的。梅二也曾路過卡斯特羅居住的區域,“像是在歐洲,一排洋房別墅”,只是,這些都與古巴玩朋克的人無關。



被朋克樂凝聚在一起的那一群古巴人,有農民、除草工、保潔阿姨,也有大學教授,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,就是賺得不如出租車司機多。


梅二說,在古巴,想要掙到錢,要么家里有多余的房子可以辦民宿,要么家里有車,才可以開出租,而辦民宿需要裝修材料跟官員有特殊關系才能弄到,開出租不被罰款,也得通通門道,“在古巴,知識分子不值錢,知識特別不值錢。”



在這樣的環境里,下班之后,音樂是唯一的出口。


除了收聽來自美國的電臺,古巴的黑市里流轉著一些珍貴的硬盤,都是從游客手里走私過來的,里面裝滿了“資本主義毒草”。


古巴沒有墻,但網費貴得驚人,上一回得花掉一個月的工資,古巴年輕人最友好的打招呼方式就是連藍牙,最近存了什么新的歌,拿出了大家一起分享。


做樂迷都如此艱難,搞樂隊更得花一番心思。


沒有吉他,就請人造一把指板?5?厘米厚的假?Rickenbecker?,買不到琴弦,就把自行車閘線抽出來做一根,從上一輩樂隊那里繼承的架子鼓骨皮破了,還好醫療是公費的,去照一張大號?X?光片安上……


靠著自己創造條件,到被梅二發現時,古巴朋克從?80?年代至今已經續存三代了。




梅二對朋克的熱情并不比他們少,頂樓的馬戲團在很長一段時間是上海朋克圈的排頭兵,除了寫歌、演出,梅二還辦了自媒體“敵臺”,采訪國內外朋克樂隊,科普朋克知識,但收效甚微,并沒有多少人愿意靜下心來了解一種不討巧的文化。


在那篇叫做《我居然沒在格瓦拉的墓前痛哭》的文章里,他說:


“我覺得我來晚了十年,如果我還是當初那個左翼青年,我會在格瓦拉的墓前痛哭,并感受那種回家的感覺。可是,我在38歲的時候,夢早就破碎了,看到格瓦拉的一切都像是看到一個符號。”


在中國,“切·格瓦拉”這個符號從當年的滾青最愛演變了一次又一次,印著格瓦拉頭像T恤、軍綠背包早已經過時了。


更年輕的人們在聽到這個名字時,腦中浮現的不是那個帶著帽子一臉堅毅的英雄,而是穿著獄服的卷發男人對著鏡頭說: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。


從反抗標兵到時尚標簽,再到最后的戲謔,第一次去古巴,梅二也許就察覺到,切·瓦拉格在中國的命運和頂樓的馬戲團太相似了。


二、“虛無個屁”


梅二從古巴回來不久,頂樓的馬戲團就宣布解散了。


這個樂隊最初在迷笛上向橘紅色的天空叫喊過“我們永遠地年輕,我們永遠地純潔”,后來玩起了朋克,用三個和弦罵“朋克都是娘娘腔”,主唱陸晨想學臭名昭著的美國朋克?GG?Allin?在舞臺上拉屎,脫光了全身的衣服,可惜沒拉出來,在警察來之前溜走了。


頂馬第一張專輯采樣過?AV?,有說吃了拉、拉了吃的《方便面》,也有全是上海臟話的《陸晨》,找了個工廠獨立發行,剛連送帶賣出200張就被勒令追回了。


2009年,那首挖苦世博會、傳到境外的《上海不歡迎你》“玩”過火了,頂馬一年沒有在上海任何場地演出過。



樂隊解散前,陸晨的聲帶斷了一根,他們唱不動朋克了,開始了勁歌金曲和小清新。


一直用滬語唱歌,頂馬甚至還吸引了一大批中年人,有樂迷告訴梅二,他爸想要一個《蘇州河戀曲》的伴奏帶,在公司年會上表演。


樂迷記得的還是那個“不要臉”的頂馬,在演出時脫衣服不再是樂隊的自我解放,變成了頂馬演出的保留節目,很多人會在臺下討論“今天陸晨會脫嗎”,他一出來就會起哄“脫!脫!脫!”。


毆打觀眾也沒什么稀奇的,大家都有默契,這是“朋克”,樂隊成員一跳水,大家就開始嬉鬧,推推摸摸。


“搖滾樂在中國是一種快消品。”梅二說。


主唱離開之后,梅二和剩下的成員組了個有歌詞的后搖樂隊叫“反狗”,對于梅二來說,樂隊要轉型,首選肯定還是朋克,可是自己都四十了,“鼓手打不動了,我也彈不動了”。


心心念念的,還有古巴一身勁兒沒有樂器可施展的兄弟。他接受采訪,自己撰文,為古巴朋克眾籌,捐款的人可以得到他托人翻譯、設計的實體專輯《憤怒?虛無?朗姆酒》。



得知此事的中國兄弟們血也熱起來,大家有錢出錢,有力出力,真的把這事辦下來了。第二次眾籌時,他們的錢已經夠再去一次古巴,可以完成那部未竟的紀錄片。


紀錄片的名字叫做《憤怒與朗姆酒》,梅二告訴我,專輯名“憤怒?虛無?朗姆酒”引自一個研究古巴搖滾歷史學者的文章,當他們第二次去到古巴時,朋克們真的一點也不虛無了。


“虛無是誕生在富人中的,現在的古巴朋克,就是窮人傻樂,每天都得討生活,虛無個屁。”


第一代古巴朋克出現在80年代,那時的古巴還有蘇聯的援助,年輕人們不用每天跟餓癟的肚子作斗爭,他們想解放的是自己。


VIH?樂隊的佩德羅就是在那時出現的。


西語中的“VIH”就是?HIV?的意思,古巴政府發現艾滋病毒之后,把所有的艾滋病人都關在一個醫院里隔離,一批古巴年輕人為了和自己的親人朋友團聚,主動用注射器注入了艾滋病毒,醫院變成了無政府的烏托邦,也是古巴朋克最早的培養皿。



有先驅帶路,現在的古巴街頭,冒出一個雞冠頭、畫眼線的孩子終于沒人報警了,他們不必再用自毀彰顯自己。


不過,哈瓦那平民街區里,唯一一個攝像頭,還是正對著朋克樂隊“里卡多的色情片”的主唱。這個樂隊批判卡斯特羅的專政,從歌名就能看出來:《主席同志》《文化警察》。



諷刺的是,警察真的曾拿著假毒品上門,指控主唱吸毒將他逮捕,他對梅二說:在這個國家,我僅僅因為思考就被捕入獄。


第二代古巴朋克中,最有名的還有圣克拉拉的威廉。


對于朋克們來說,威廉才是領導人民獨立的切·格瓦拉。威廉創立的“礦渣”是古巴第二代朋克中最有影響力的樂隊,在古巴,每一個朋克樂隊都會唱那首《Eres?tu》(《是你》)


“別相信演講,也別相信某位大人物的甜言蜜語,不管你反對的是戰爭還是死刑,他們只給你兩種選擇,成為奴隸,或者士兵。”



朋克在古巴是代代相傳的,一個成員去世了,就納入一個新成員,一點一點帶起來,卡洛斯就是那個被大哥威廉帶起來的鼓手。


第一次見到卡洛斯時,他每天向梅二索要朗姆酒,喝得爛醉如泥,跑到街邊調戲小姑娘,梅二離開的三年里,他和一個意大利女孩結了婚,在意大利住了一陣,可最后又回到了古巴。


卡洛斯覺得歐洲全是假朋克,生活得那么好,喊出來的憤怒都是演戲,他在那里失去了創作動力,就跑回來了。


梅二對卡洛斯說:“這就是我們生在這樣的國家的好處,我們天生就有一個敵人,有反抗的根基。”卡洛斯表示完全同意。


回到古巴之后,卡洛斯完全戒了酒,想喝酒的時候就用酒洗洗臉。他的樂隊里全是十幾歲的孩子,卡洛斯想像威廉一樣,教他們遠離艾滋病、毒品和酒精,以身作則,為后輩樹立一個好榜樣。



不虛無的古巴孩子們就這樣,白天扮演鋤草工、清潔工、農民的角色,晚上排練、演出,等廣場上的嗨曲放完,沖上舞臺叫喊自己的憤怒。


每一個聚會都是一棵奇怪的花草,生長在這片培育痛苦的、貧瘠的土地上,天一亮立刻就枯萎。


就像紀錄片的結尾所說:一場宿醉之后,大家都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了。


三、朋克在別處


回到中國之后,他們的宿醉還沒有醒。


阿木爾和吳維是去年和梅二一起去的古巴,阿木爾在北京有一個自己的攝影工作室,平時靠接一些商業短片賺錢,吳維在陽朔幫別人看管酒吧,三個人能夠湊在一起,都是因為朋克。


“武漢沒有朋克,如果有,就只有吳維一個”,生命之餅是武漢第一支朋克樂隊,主唱吳維在朋克屆是公認的大哥,那句“我不會灑了我手中的酒,更不會松開我的拳頭”一直鼓舞著后輩們。



阿木爾是內蒙孩子,他在家鄉的旱冰場、歌舞廳和籃球場都辦過朋克演出,到北京之后,他一邊工作一邊組樂隊,也虧著錢為到臺灣演出的大陸朋克樂隊拍過紀錄片《有朋克自遠方來》。


他告訴我,自己看著古巴朋克那么窮,還要為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歌唱,他也想去找點力量。



“現狀總讓我有種無力感,朋克是我喜歡的文化,我喜歡的東西,可是已經沒幾個人在乎了。”


的確,如果說朋克掀起過什么波瀾的話,還是九十年代末,“無聊軍隊”們在五道口影響過一批青年人。短暫的輝煌過后,腦濁換了主唱,反光鏡上了電視晚會,在接受Q雜志采訪時,他們說:大家聽音樂是為了高興,我們不想傳播負能量。


無聊軍隊之外,只剩“不過為了錢”的新褲子,和流量明星大張偉了。


他們也反思過朋克本身,朋克的形式固化,內容也止于表達不滿,朋克只是一種年輕人的文化,脫離了窮困的環境、荷爾蒙消退之后,要一直做一個朋克樂隊是很難的。


“就像電視機,過了幾年換了很多牌子,那東西還是那東西。”阿木爾說。


談起朋克的未來,梅二和阿木爾很通透:


“朋克這種音樂形式其實不會有太大發展了,要說死了也可以。


“可朋克是不會死干凈的,永遠有一部分年輕人還有改變世界的想法,而社會也永遠會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值得我們去反抗,反抗有什么錯呢?反抗是沒有錯的。


在紀錄片中,古巴人也表達了同樣的默契:我們不期待改變,都六十多年了,什么都沒變,我們是審問,審問政府,審問周圍的一切。


這個月,《憤怒與朗姆酒》在北京第一次內映了。


這不是一個年輕人的聚會,到場的人都是老朋克們的老朋友,有?P.K.14?的主唱楊海崧,也有同梅二第一次去古巴的樂評人張曉舟。


古巴朋克讓楊海崧想起了自己當年在南京湊錢買樂器的日子,他說,年輕人現在可以接收到那么多信息,都沒有時間一一去思考,玩搖滾沒有那么稀奇了,其實音樂也沒有那么重要,做手工業,種種花,都比做音樂強,如果只是年輕氣盛,還是別做音樂了。


張曉舟調笑道:希望這個片子能夠放映一百場,讓那些整天只會迷笛草莓、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的鐵托們看看另一個世界,現在的搖滾樂都輕飄飄、軟綿綿的。


他聊起聲音碎片樂隊砸吉他的事,主唱馬玉龍問吉他手:你他媽的吉他彈得再好有什么用呢?再好的音樂形式,承載不了自己的表達也沒用。


現場發言的人不多,梅二一直坐在黑暗的角落里。


Seven?shut?的主唱王旭突然說,看完這個片子,我在想,我們是不是還有一點希望呢?


他在一片安靜中舉起了拳頭,這是朋克Pogo的標準動作,說:為了勝利!身邊有一些笑聲,也有幾聲應和:為了勝利!


放映結束,在朋友的簇擁中,阿木爾又喝大了,他一個人離場回家,在五道營迷了路。


阿木爾的工作室在完成這部紀錄片的兩天后關閉了,他說自己太累了,受不了了。同一天,“反狗梅二”因為發微博紀念海子逝世三十周年被炸了號。


一場宿醉之后,中年朋克該如何回到各自的生活,比他們的古巴兄弟起床鋤草要復雜得多。


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:北方公園NorthPark(ID:northpark2018),采訪:熊韌凱、老月亮,作者:老月亮,圖片來源:阿木爾、梅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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